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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由于行为指标和研究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如无法对测量对象进行精确区分、无法揭示复杂的内部过程等 ), 许多关于自尊的问题在行为水平上难以明确地回答 , 未来可以利用认知神经指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分辨优势来深入探讨。比如:内隐自尊的神经机制 , 它和外显自尊是否具有不同的神经机制?高自尊和稳定的自尊都对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 , 二者的神经机制有什么联系和区别?东西方自尊水平的差异到底是源于自我促进动机本身的差异 , 还是由于不同文化下谦虚的重要性存在差异?这些问题在行为层面上争论非常激烈 , 而借助认知神经方法有可能使这些问题得以澄清。例如 , 关于自尊的文化差异是否是因为东方更强调谦虚所导致 (Cai et al., 2011; Kim, Chiu, Peng, Cai, & Tov, 2010), 在行为水平上很难将谦虚和低自尊区分开来。鉴于此 , 有研究采用认知神经科学技术来回答这个问题。一项基于 ERP的自我参照任务发现 , 如果以行为结果 (自我与积极词的联系)作为指标, 则东方文化下的个体自我评价显著低于西方文化下的个体 ; 但是, 如果以表示刺激评价的晚正电位 (late positive potential, LPP)作为指标, 则东西方文化下的个体自我评价差异不显著 (Cai et al., 2016)。和自我报告的行为指标相比 , 脑电指标反映的更多是自动化的自我评价 , 不太受谦虚等情境因素的影响 , 据此推测谦虚可能是导致东方文化下个体自我报告自尊低的主要原因。另一项跨文化的 fMRI研究则进一步为这种可能提供了证据 (Perlmutter, Kuman, & Tssory, 2015)。一般而言 , 在自我评价过程中 , 前额叶的激活程度和自我评价呈正相关 , 而眶额叶则和自我评价呈负相关 , 也就是说 , 前额叶与自我促进有关, 而眶额叶与自我评价的抑制有关。在这项跨文化研究中 , 研究者发现 , 在自我评价过程中 , 东西方文化下的个体的前额叶激活水平类似 , 但是东方文化下个体的眶额叶激活水平显著高于西方文化下的个体 ; 并且, 眶额叶激活程度的差异可以解释东西方个体自我评价的差异。这也表明 , 东西方自尊的差异并非自尊需要本身的差异 , 而是谦虚等其它外在因素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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