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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集我四十余年来旧稿和近作29篇，其中已发表的15篇，未发表或未正式发表的14篇。
我早年治辽、金、元史。30年代至40年代曾在报刊发表过一些论文，有的疏误不足存，有的现已无从找到，这里只选录了3篇。未发表的5篇是从四十年前旧讲稿中辑录的。在治学过程中，我深感到自己缺乏治辽、金、元史必要的古少数族语言及外国语基础，很难深入研究。至40年代中期，由于教学需要，专业转向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此后再也没有重理旧业。这回整理旧稿，恍如隔世。当时见闻隘陋，能够看到的有关史料非常有限，现在不仅无力补苴罅漏，旧所肄习者也强半遗忘，辑录数篇，只不过聊备一格，或其中偶有可采，往年精力也就不算白费了。
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论文写得比较多，1955年以来，陆续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三部集子。本书收录的多数是散见刊物，未曾收入上述三书的零篇。近作两篇，其一曾在我们研究室的内部专刊上发表。尚有已发表的论文，有的不足存，有的需要作较大幅度的修改，没有收入。
隋唐史部分的论文收录6篇，均未发表或未正式发表。其中《唐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与牛李党争》和《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两文自旧讲稿中辑录，其他几篇为近作。有关隋唐史事的论文过去已发表的需要作较大幅度修改，没有收入。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8篇，除《唐代防丁》一文外，均已发表。过去发表的论文，《敦煌所出唐代法律文书两种跋》，在解释编敕与格的关系和条文具体内容上或有可采，但当时未见伯希和取去的敦煌文书，以致定名有误，且录文不全，故未收入。另一篇《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主要引据和论点已并入《唐代的客户》一文，不拟重出。其他已收入研究室专刊《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的3篇也不收入。
四十余年来我在学术途径上探索的陈迹，到此次结集，大致已尽。
时间将近半个世纪，回顾陈迹，至多只是在前人没有注意到的或尚有疑义的问题上“补苴罅漏”而已，更何况限于学力，就是这一点微末成果也不免错误，有待于同志们的批评指正。在学术上百家争鸣获得进一步贯彻的今天，我国史学必将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蓬勃发展，我这一点已往陈迹如果在今后史学研究的途程中留着微弱的回响，那我也可聊以解嘲了。
最后，我应当感谢中华书局继《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之后，又出版我这本书；还应当感谢中华书局张忱石同志，历史研究所张泽咸同志、张弓同志为此书作了细致的校订，得以改正一些校勘上的错误。
1986年8月唐长孺跋于麻城龟山